丨壮哉黔中丨

贵州教育人物主题图书推荐

（第六期）

民国时期，贵州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心怀家国、矢志育人的教育家。他们或引西学以启民智，或深入乡野以铸师魂，或传播思想以开新风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黔中印记。本期“壮哉黔中”栏目，我们继续聚焦贵州教育人物，特别推出民国时期教育人物主题图书推荐，一同追溯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，感受先贤们为国家前途、民族未来奔走呼号的教育理想与实践。

《近代贵州稿本影印丛书．第一辑》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、贵州省博物馆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

索书号：K297.3/198/1,1

馆藏地点：（北馆）6楼贵州地方文献特藏室（内阅）

该丛书以晚清稿本为主体，部分延至民国，故命名为“近代贵州稿本影印丛书”。其中，“任可澄卷”为研究任可澄及其时代的贵州文化教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对贵州地方文献的保存与学术研究意义重大。

任可澄（1878-1945），原名文荣，字志清，晚号匏斋，贵州普定人，出身科举仕宦家庭，是贵州近代继郑珍、莫友芝后的硕学大儒。他一生游走于政治与学术间，对贵州教育现代化贡献卓著。在教育实践中，开创贵州近代教育先河：1904年参与创办首所现代师范学校——师范传习所，培养首批新式师资；1906年参与创办通省公立中学堂（今贵阳一中前身），构建中学到专业教育体系；1910年创设法政学堂，培育新型法政人才；推动女子教育，为贵州女性摆脱封建束缚、参与社会奠基。

其贡献不仅在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、传播启发式教学等先进理念，更培养大批推动贵州发展的中坚人才。“教育兴国”思想、反对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及重视师资、本土文化的做法，对当代贵州教育仍具重要启示。

《竺可桢传》

孟宪明主编

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

索书号：K826.14/22

馆藏地点：（北馆）负1楼立体书库

《竺可桢传》是“十大华人科学家丛书”系列之一，该书以详实传神的语言，全面记述了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（1890-1974）的成长之路、求学历程、梦想追求以及探索实践，展现了这位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的传奇一生。

竺可桢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，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，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。在就职演说《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》中明确指出：“教授是大学的灵魂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，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，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，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，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，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”。抗战时期，竺可桢带领浙大西迁贵州，采取“文科遵义、理科湄潭、大一永兴”的分散办学格局，始终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，在贵州期间更是将这一理念推向深入。浙大在贵州七年，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充分体现了竺可桢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理念。

《周素园文集》

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

索书号：K827/38

馆藏地点：（北馆）5楼地方文献阅览区（内阅）

本书收录了周素园（1879-1958）的论著、函电、家书、日记等多种文体代表性著述。

周素园原名周培艺，贵州毕节人，是清末贡生、贵州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，1936年以57岁高龄参加红军长征，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副省长等职，一生跨越清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时期，在贵州近现代史上地位重要。其教育思想与实践对贵州教育发展贡献卓著：他主张教育为国家发展之“本根”，郑州宠物交流群提出培养“独立自治之国民”的目标，批判传统科举，倡导教育革新；实践中，他捐资支持县立中学基金、捐赠书籍助力毕节图书馆与教育事业，主持私立弘毅中学“续命”并推动其与县立中学合并，为贵州新式教育保留重要基础；长征期间编写红军大学教材《洪宪叛国始末记》，新中国成立后为工农子弟学校题词“为工农子弟打开了大门”，推动教育公平。

吴鼎昌与贵州

何长凤编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

索书号：K827.6/313

馆藏地点：（北馆）5楼地方文献阅览区（内阅）

该书系统研究了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1937-1944年主政贵州期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贡献，是首部全面研究吴鼎昌的专著，填补了民国贵州地方史研究的空白。

吴鼎昌1937-1944年主政贵州，以“人力开发”为核心（强调全民素质提升，涵盖卫生、禁烟等七方面），实施系列措施，推动教育实现突破。借抗战高校内迁机遇，创办国立贵州大学、贵阳医学院、贵阳师范学院三所国立大学，结束贵州无大专院校历史。通过设视导员督导、发展公费生，学校从31所增至121所，中学生人数增长2.8倍。推行短期小学、单级复式教学及私立小学帮扶，全省小学从900所增至8693所。设5500所民众学校，自编《贵州省民众学校课本》强调“意义先于识字”，结合广播强化国家观念与抗战意志。

创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（设纺织、缝纫等），践行“需求导向”育实用人才。推行“同化教育”（统一汉语教材）、设方言讲习所、送教上门，促进边疆教育发展。其实践构建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，规模与质量显著提升，为长远发展奠基。书中既肯定其理念前瞻（如“人力开发”）与实践创新（教材、方法等），也客观指出局限：“同化教育”忽视民族文化多样性，民众教育过度政治化。

《乱世清流：王伯群及其时代》

汤涛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出版

索书号：K825.46/206

馆藏地点：（北馆）6楼黔人书苑（内阅）

本书系国内首部多维度系统展现王伯群跌宕一生的传记。全书35万字，共四卷：第一卷“大夏大学”聚焦其教育实践；第二卷“大道为公”梳理其革命、政治经历；第三卷“大时代”记录与民国名人的交往；第四卷“大国大民”呈现家庭情怀与乡梓贡献。该书出版正值华东师大70周年，作为大夏大学（华东师大前身之一）的重要“史前史”挖掘，不仅是对王伯群的致敬，更通过详实史料与生动叙述，还原了这位“被遮蔽的”教育家的真实形象。

王伯群出身贵州兴义，一生从“革命救国”转向“教育救国”，对贵州教育贡献深远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他率大夏大学西迁贵州，填补当地高等教育空白。在黔8年，提出“服务国家，曰公曰诚”教育理念，推行导师制、通识教育及“三苦精神”（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、职员苦干），创办大夏附中（后改伯群中学），培养1576名毕业生（多为黔籍或留黔教育骨干）。将教育学院与师范专科并入国立贵阳师范学院（今贵州师范大学前身），奠定贵州师范教育基础。设立社会研究部开展少数民族调查，出版《炉山黑苗的生活》等成果，推动民族研究与文化认知。为筹经费，创办聚康银行等实业，四处募捐台湾情侣，甚至临终遗嘱变卖个人财产清偿学校债务。其教育实践改变了贵州教育落后面貌，留下“自强不息”精神财富，成为贵州教育现代化重要先驱。